至今为止，华国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山西籍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功过是非与历史评价，从官方的角度看，依然不很清晰，民间议论也莫衷一是，时间往后移动，可能会越来越客观公正。二十多年前，我有幸与华国锋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那是他退下来10年以后，在我记者生涯中，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年，山西省话剧院排了一场新创作的话剧《老宅》，该院负责与媒体联系的马恩义，也是我的老朋友，三番五次叫我去看戏。我那时是太原晚报文体部主任，也可能有点牛逼哄哄，因为当时各种演出很多，都想让宣传一下，看戏都看烦了。我记得接连派了4名记者，其中3位是美女级别的，分别为温岩、许建慧和张国英，另外一位是男记者阎晚生。他们先后去看了戏，并做了报道。老马还是不依不饶，非要让我亲自出马。照以前的经验，只要我的女记者去了，老马一般就不再纠缠我了。一次，我去找他玩，他正兼管着省话名为“憩园”的歌舞厅，听说温岩刚生了小孩，临走搬来一箱水果罐头，让我替他送到温岩家，表示慰问。你看他和女记者多铁。让我心里很不平衡。这次3名女记者都去了，还稳不住老马，说明情况重大。直到《老宅》在省城演出结束，我也没去看。一天，老马派来一位女士找我，当然也是美女级别的，手里捏着第二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让我必须到北京看戏，原来《老宅》已经移师京华演出。我只好从命，登上赴京的列车，有美女陪伴，坐了一白天的火车也不累。这位女士是省话的化妆师，姓张，业余经常写点小散文，属于文学女青年一族。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抵消了我对老马“逼迫”进京的不满。这位年轻的大眼睛美女，就是现在省城名声很响的化妆雕眉专家乔乔。这是后话了。到了北京，住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部队招待所，剧组也在这里。老马把我安排了房间，就再也不见了踪影，乔乔则每天督促着我看戏，写稿。这样，我在京城就多呆了几日。终于有一天，有了与华国锋邂逅的一幕。这个经过，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太原晚报》上。那时，华国锋还是敏感人物，不宜公开报道，稍费了些周折，终于见了报，时任总编李甲成还是有担当精神的。
这篇新闻特写见报后，反响还比较大，许多报刊做了转载。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几篇现在还能读的稿件之一。
下面就是这篇特写，详细记叙了这一过程。
█华国锋与毛东东
█年10月，华国锋参加17大
京城偶遇华国锋
一辆黑色豪华轿车，无声地驶来，稳稳地停在剧场门前不远处。这是一辆“奔驰”，虽然不是新车，但保养的很好，连车轮盘上都不见一点泥斑。宽大的黑色车体，在夜幕中借着灯光熠熠生辉，显示出一种庄重与威严，车牌上打头的是一个红色的“A”字。“这车不同寻常，肯定来了一位要人。”正在剧场门前等人的我这样思忖。
这是年12月19日晚，山西省话剧院在北京长安街上的青艺剧场演出新排的三幕话剧《老宅》。作为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我随团采访。
车主人下来了，左右有人簇拥着，只见那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眼镜，头上一顶老式干部帽，身着一件毛料灰大衣，面影似乎有些熟识，但我没能一下认出是谁来。
我跟着进了接待室。那人已坐到沙发上，好些人上前向他问候。这时我听到一句亲切的乡音：“大家都好吧”这是山西交城口音，与太原南郊、清徐话差不了多少，室内灯光很亮。我定眼一看：嘿，华国锋！
省话剧院的同志递上签名薄，请他签名。“还要签名？是签到吧。”说着，他用那粗大的签字笔，写下了“华国锋”3个字。“大姐也签个名吧。”省话的同志把签名薄又递到一旁的华国锋夫人面前，她推着不肯。华夫人装扮朴素，精神利落，看上去只有50来岁，没有一点“贵夫人”的派头，倒像是一个县城女干部。他推托不过。端端正正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韩芝俊。
“和华老照个像吧。”不知谁提议。华国锋站了起来，人们很快围绕着站成一排。“放不下，放不下，分批照吧。”摄影师指挥起来。华国锋站得挺直，纹丝不动。见没有不耐烦的表示，人们照了一拨又一拨。我也有幸在第二批照了像，并抢到一个最好的位置，紧靠在华国锋的左侧。
华国锋重新坐下，接待室的人却有些敬畏地远远站在一边。这时，省话的导演谢亢坐了过去。指着离他最近的我说：“华老，这是咱们太原晚报记者。”华国锋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睁了睁，哦吟般地说道：“哦，太原。”我趁机也坐了过去，挨在他身边。
“华老，家乡的人向您问好！”我不知道怎么想起这么一句。
“好，谢谢，谢谢。”他轻轻点了点头，露出一丝笑意。
“您身体还好吧！”我又问候了一句。
“还好吧。”他回答，和曾是国家级领导的人坐这么近，于是我还是头一次，又没有警卫人员来干涉，于是我贪婪地打量着他。他的肤色呈棕色，脸上出现少许色泽更深的老人斑；身体胖多了，眼镜腿紧紧地嵌进额角里；我看见他的牙齿是黑的，或许是抽烟多的缘故？但我却始终没看清他的眼睛。
“郭凤莲同志前段看您去了？”座中有人问。
“开十四大时，我们见了面。”他说话时面部不带表情，但反应却很灵敏。
“今天这个戏，是彭一带的剧团演的。”又有人介绍。
“哦，彭一，我们认识，去年还见过面。”他不紧不慢不高不低地回答。
这是难得的机会，应当做个纪念。我随即掏出身上的采访本，翻出一面空页，拧开钢笔帽：
“华老，给我们报纸写句话吧。”我把本和笔递过去。‘‘不用了，我给你签个名吧。’’他摘下眼镜，接过我的钢笔。笔尖有点干，他使劲划了两下才划出水来。写毕，他笑着递给我。‘‘华国锋’’3个字很大，占了一页，永久地留在我的采访本上。他写的是繁体字，虽是用钢笔写的，还可以看出墩实凝重的“颜体”的影子。“锋”字的最后一笔没写清楚（是我的钢笔水不多了），他又认真地描了两下。
这时，省话的一位同志请华老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华国锋向不远处的一个精明小伙子招呼道：“小王，把你的电话抄给他。”这位面色白净的年轻人显然是他的秘书。
戏要开演了，有人来请入席。华国锋巨大的身躯在低矮的沙发上挪了两下，要往起站。看他有些吃力，我赶紧轻轻地把他扶起来。
接待室一时显得空旷起来，我又与几位警卫人员聊起来。他们说，除了党代会、人大会、中央团拜会等重要活动，华老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也不常出门，不多在公共场合露面。他还享受着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十四大上，又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戏演完了。华国锋不想上台，人们再三请求，说道：“演得不错，大家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人们又簇拥着送他，他不要人搀扶。秘书打开了轿车后门。临上车时，他与省话剧院院长彭一握着手说：“谢谢你们。”
黑色“奔驰”轻轻驶去，无声无息，很快隐入长安街那灯火璀璨的夜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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